技术与意识形态选择1
[ 2010-02-10 18:50:32 | 作者: time ]
技术与意识形态选择1
本文可能会受到历史唯度的影响并带来思考上的局限。
首先把技术的概念精确化。在本文的阐述中，“技术”指手段和工具意义上的途径和表现形式，以及对意识形态的不同组织方式。
前工业化时代，简单的少量指标可以涵盖大多数技术所达到的水平，有理由相信，只有在工业化时代开始后技术的复杂化趋势才突然明显，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对技术因素操纵的可能。技术和市场的结合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 ，这个标签化的概念代表了一种结合技术因素的社会组织方式，并成为意识形态选择的基础。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或者更戏剧化的表述为1848年，这种技术对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几乎所有国家的意识形态都建立在这一对既有技术的依赖之上。
19世纪后半叶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这种可能延续了之前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关系。欧洲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囊括整个世界的贸易和分配系统，这保证了欧洲，以及后来的美国得以积累之前时代不可能达到的财富，同时获得了规范和支配这一系统的空前权力。在另一个角度上，意识形态开始由模糊，缺乏定义转变为精确，可提供文本描述，甚至可执行。有趣的是，正是在不断增多的技术手段的帮助下，意识形态开始成为能够逆向影响既有技术的关键。
1917年或1918年发端的所谓“现代”是以意识形态的崛起作为标志的。美国、苏联和纳粹德国将分别代表意识形态的三种实现。美国代表一种对既有技术的接纳和对传统欧洲优势地位的继承，苏联代表一种彻底工业化 的热衷和对既有权力的鄙视和觊觎，纳粹德国短暂的12年历史则充斥着对技术手段的迷恋与前工业化时代浪漫意象的冲突，这种折中的意识形态最终在1945年由于军事上的失败戛然停止，美苏各自的意识形态经过简化与象征化，演进为冷战时代的主题。
http://blog.sina.com.cn/kruptiea
本文可能会受到历史唯度的影响并带来思考上的局限。
首先把技术的概念精确化。在本文的阐述中，“技术”指手段和工具意义上的途径和表现形式，以及对意识形态的不同组织方式。
前工业化时代，简单的少量指标可以涵盖大多数技术所达到的水平，有理由相信，只有在工业化时代开始后技术的复杂化趋势才突然明显，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对技术因素操纵的可能。技术和市场的结合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 ，这个标签化的概念代表了一种结合技术因素的社会组织方式，并成为意识形态选择的基础。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或者更戏剧化的表述为1848年，这种技术对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几乎所有国家的意识形态都建立在这一对既有技术的依赖之上。
19世纪后半叶的一系列事件改变了这种可能延续了之前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关系。欧洲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囊括整个世界的贸易和分配系统，这保证了欧洲，以及后来的美国得以积累之前时代不可能达到的财富，同时获得了规范和支配这一系统的空前权力。在另一个角度上，意识形态开始由模糊，缺乏定义转变为精确，可提供文本描述，甚至可执行。有趣的是，正是在不断增多的技术手段的帮助下，意识形态开始成为能够逆向影响既有技术的关键。
1917年或1918年发端的所谓“现代”是以意识形态的崛起作为标志的。美国、苏联和纳粹德国将分别代表意识形态的三种实现。美国代表一种对既有技术的接纳和对传统欧洲优势地位的继承，苏联代表一种彻底工业化 的热衷和对既有权力的鄙视和觊觎，纳粹德国短暂的12年历史则充斥着对技术手段的迷恋与前工业化时代浪漫意象的冲突，这种折中的意识形态最终在1945年由于军事上的失败戛然停止，美苏各自的意识形态经过简化与象征化，演进为冷战时代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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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危机与新自由主义转型
[ 2010-01-19 11:56:40 | 作者: time ]
1980年代与1990年代的危机与新自由主义转型
转载自《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
作 者：（匈）格雷什科维奇 著，张大军 译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二闲堂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hungary_kangyi.htm
第二章
在本章中，我凭借对拉丁美洲经验的研究以理解新自由主义经济措施何以在东欧国家取得成功。更具体地讲，我将讨论新自由主义策略为什么以及如何在后共产主义时期得以战胜所有其他的转型方案。通过对这两个地区发展路径的特征与结果的简要比较分析，我着重提出一些使它们能同样受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念与策略的影响并接受这些观念与策略的重要的共同条件。我也会指出它们之问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可能会有助于说明这两个地区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相互间的差异。
新自由主义策略为何得以胜出？
大卫•利普顿与杰弗里•萨克斯在1990年初将东欧1989年革命领导者的政治决定称作是“对欧洲的回归”，这种回归包括建立多党制议会民主体制以及有着大规模私人部门的市场经济体制。利普顿与萨克斯也强调指出，在选择采用任何一种西欧经济模式之前，这些国家应该具有市场制度的“共同核心要素”（Lipton and Sachs，1990，1—2）。尽管在没有先选定某一种具体的市场体制模式之前就建立“核心”的市场制度似平并不可行，他们的实际意思可能是说，东欧民众在确立转型方案时必须在下述问题上达成共识：什么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制度”以及如何建立这样的制度？利普顿与萨克斯发现东欧国家在这方面的共识要多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
我的目的是理解东欧民众如何以及为什么会达成这种共识。实际上，首要的问题便是：人们如何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对政策改革的共识？更具体地讲，我想要理解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案为何在东欧国家胜出。新自由主义策略为什么以及如何在后共产主义时期得以战胜所有其他的转型方案？
在回答这类问题时，我相信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是有助益的。人们要想将这种研究视为目前条件下的一种适当且有益的类比，就应该记住：到共产主义垮台时，新自由主义式的方略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政策范式。也是在1990年，约翰•威廉森（Iohn Williamson）发表《华盛顿所说的政策改革意味着什么》一文。在那篇文章中，约翰•威廉森描述了“华盛顿的对经济问题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机构当时的流行观念”，这些人物与机构包括国会、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国际金融机构、美国政府的财经部门、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及思想库（Williamson，1990；Williamson，1993，1329）。斯坦利•菲舍尔（Stanley Fischer）在评论华盛顿共识时总结道：“关键的事实是，现在已经不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主要经济发展模式：参与发展问题讨论的各方目前都在说着同样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就是指市场导向的发展模式（Fischer,1990，25）。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策略？
在使用“新自由主义策略”、“新自由主义方案”或者“新自由主义措施”这些词汇时，我采用的是亚力杭德罗•福克斯利（Alejandro Foxley）的定义。他们的含义既包括短期的新古典主义式的经济稳定措施，也包括中长期的结构性改革。前者是指紧缩的财政与货币措施以及汇率政策（通常都意味着贬值），后者的目标是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并增加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这类结构性改革包括贸易自由化、解除管制以及私有化（Foxley,1983）。
同样，我的分析也有赖于对政策改革方面的“华盛顿共识”的更详细的说明。约翰•威廉森对“华盛顿共识”有这样的描述：“它是世界范围内学术潮流的结果；拉丁美洲国家（主要是通过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努力）助长了这种潮流，而东欧国家则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些潮流。”（Williamson，1993，1329）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佩雷拉（Luis Carlos Bresser Pereira）在其评论文章中指出了这种共识的学术渊源，并断定七国集团国家的财政部以及二十家最重要的商业银行的总裁们共同认可这一共识（Bresser Pereira，1993，19）。这种政策方案包括下列一整套措施与手段。
1.必须要恢复财经纪律
2 有必要减少政府补贴，尽管教育与卫生保健事业应该成为公共开支的重点
3.有必要进行税务改革，并且税务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扩大税基及降低边际税率
4.必须让市场来确定利率，而且真实利率必须为正值
5.汇率也必须由市场来决定
6.有必要实行自由化的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机制，尽管并不一定要实行国外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 7.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应该废除
...
阅读全文...
转载自《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
作 者：（匈）格雷什科维奇 著，张大军 译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二闲堂
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hungary_kangyi.htm
第二章
在本章中，我凭借对拉丁美洲经验的研究以理解新自由主义经济措施何以在东欧国家取得成功。更具体地讲，我将讨论新自由主义策略为什么以及如何在后共产主义时期得以战胜所有其他的转型方案。通过对这两个地区发展路径的特征与结果的简要比较分析，我着重提出一些使它们能同样受新自由主义经济观念与策略的影响并接受这些观念与策略的重要的共同条件。我也会指出它们之问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可能会有助于说明这两个地区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相互间的差异。
新自由主义策略为何得以胜出？
大卫•利普顿与杰弗里•萨克斯在1990年初将东欧1989年革命领导者的政治决定称作是“对欧洲的回归”，这种回归包括建立多党制议会民主体制以及有着大规模私人部门的市场经济体制。利普顿与萨克斯也强调指出，在选择采用任何一种西欧经济模式之前，这些国家应该具有市场制度的“共同核心要素”（Lipton and Sachs，1990，1—2）。尽管在没有先选定某一种具体的市场体制模式之前就建立“核心”的市场制度似平并不可行，他们的实际意思可能是说，东欧民众在确立转型方案时必须在下述问题上达成共识：什么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制度”以及如何建立这样的制度？利普顿与萨克斯发现东欧国家在这方面的共识要多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
我的目的是理解东欧民众如何以及为什么会达成这种共识。实际上，首要的问题便是：人们如何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对政策改革的共识？更具体地讲，我想要理解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案为何在东欧国家胜出。新自由主义策略为什么以及如何在后共产主义时期得以战胜所有其他的转型方案？
在回答这类问题时，我相信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是有助益的。人们要想将这种研究视为目前条件下的一种适当且有益的类比，就应该记住：到共产主义垮台时，新自由主义式的方略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政策范式。也是在1990年，约翰•威廉森（Iohn Williamson）发表《华盛顿所说的政策改革意味着什么》一文。在那篇文章中，约翰•威廉森描述了“华盛顿的对经济问题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机构当时的流行观念”，这些人物与机构包括国会、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国际金融机构、美国政府的财经部门、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及思想库（Williamson，1990；Williamson，1993，1329）。斯坦利•菲舍尔（Stanley Fischer）在评论华盛顿共识时总结道：“关键的事实是，现在已经不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主要经济发展模式：参与发展问题讨论的各方目前都在说着同样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就是指市场导向的发展模式（Fischer,1990，25）。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策略？
在使用“新自由主义策略”、“新自由主义方案”或者“新自由主义措施”这些词汇时，我采用的是亚力杭德罗•福克斯利（Alejandro Foxley）的定义。他们的含义既包括短期的新古典主义式的经济稳定措施，也包括中长期的结构性改革。前者是指紧缩的财政与货币措施以及汇率政策（通常都意味着贬值），后者的目标是减少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并增加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这类结构性改革包括贸易自由化、解除管制以及私有化（Foxley,1983）。
同样，我的分析也有赖于对政策改革方面的“华盛顿共识”的更详细的说明。约翰•威廉森对“华盛顿共识”有这样的描述：“它是世界范围内学术潮流的结果；拉丁美洲国家（主要是通过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的努力）助长了这种潮流，而东欧国家则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些潮流。”（Williamson，1993，1329）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尔•佩雷拉（Luis Carlos Bresser Pereira）在其评论文章中指出了这种共识的学术渊源，并断定七国集团国家的财政部以及二十家最重要的商业银行的总裁们共同认可这一共识（Bresser Pereira，1993，19）。这种政策方案包括下列一整套措施与手段。
1.必须要恢复财经纪律
2 有必要减少政府补贴，尽管教育与卫生保健事业应该成为公共开支的重点
3.有必要进行税务改革，并且税务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扩大税基及降低边际税率
4.必须让市场来确定利率，而且真实利率必须为正值
5.汇率也必须由市场来决定
6.有必要实行自由化的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机制，尽管并不一定要实行国外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政策 7.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应该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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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中国的民粹主义表现的一种民氓化倾向，这来源于传统中国的乡族政治传统，被排除于政治过程之外的“民众”基本保持着两种态度，对既有制度的默许或对既有制度的有限反抗。1、默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中立情绪，既在思想上并不确认与既有制度一致，但行动上保持服从和缄默。2、有限反抗：在传统中国始终存在的一种模糊的意识形态诉求。譬如某种程度实现这一意识的“江湖”系统，通过非官方的手段保持一种松散的联盟。即保持一种思想或道德的底线，当治者的行为突破这一底线时，被治者有权进行一定程度的反击（而不是制约，在传统上制约的责任集中于士大夫阶层）。
组织。这可能是中国民粹主义研究的恰当契入点。可能的研究方向。1、乡族、宗族组织2、城市公开或秘密集社3、民粹主义与上述组织的实际而非文本关系。4、组织方式5、组织者。在外围研究中可能还要包括相当的权力分配分析。
流变。历史纬度分析在中国政治的任何问题研究中都是很有益的工具。溯源和现代中国民粹主义分析的分野可能需要借助上述工具。
情绪。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的主要表达形式。将这一情绪发展为西方式的制约手段在历史纬度而言是新命题，这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努力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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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这可能是中国民粹主义研究的恰当契入点。可能的研究方向。1、乡族、宗族组织2、城市公开或秘密集社3、民粹主义与上述组织的实际而非文本关系。4、组织方式5、组织者。在外围研究中可能还要包括相当的权力分配分析。
流变。历史纬度分析在中国政治的任何问题研究中都是很有益的工具。溯源和现代中国民粹主义分析的分野可能需要借助上述工具。
情绪。现代中国的民粹主义的主要表达形式。将这一情绪发展为西方式的制约手段在历史纬度而言是新命题，这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努力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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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目的是矫正有限错误。在完成上述三种承认后，决策者需要调整对于民主工具的心理预期，这是民主行为起点的关键。 任何逻辑上认为一种思辨体系可以解决所有基本问题的思想是不严谨的（这一判断可能不涵盖宗教神学或不可知论），这将作为讨论的哲学立足点。由此上溯，民主及其通过制度安排手段具象化的外延同样不可能总是有效或高效的。界定民主工具的行为范围，即决策者在“同意”民主的介入前需要界定效益边际，分析可能的收益或损失。
1、有限错误的判定。首先判断问题的属性，民主只有在矫正有限错误时具有优势。
2、效率。所有对于民主介入的诟病集中于效率，有效的民主行为只发生在时间上的急迫与问题完善解决的平衡点上。
3、态度。耐心与策略。所有实际可以发挥作用的行为必须包含耐心与策略，民主不能自动解决问题，它只有在当决策者有足够的耐心与策略可供支配和选择时有用。
有限错误的判定、效率和态度共同成为空间上的坐标轴线，由之划定的空间范围越大，民主手段被施用所取得的效益预期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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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限错误的判定。首先判断问题的属性，民主只有在矫正有限错误时具有优势。
2、效率。所有对于民主介入的诟病集中于效率，有效的民主行为只发生在时间上的急迫与问题完善解决的平衡点上。
3、态度。耐心与策略。所有实际可以发挥作用的行为必须包含耐心与策略，民主不能自动解决问题，它只有在当决策者有足够的耐心与策略可供支配和选择时有用。
有限错误的判定、效率和态度共同成为空间上的坐标轴线，由之划定的空间范围越大，民主手段被施用所取得的效益预期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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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实现目的一种手段。本文希望讨论这一行为如果得以成立的起点和基础。
在无法给出恰当的民主定义的情况下，首先定义一个空间上的可接受的民主结构范畴。决策者需要一种方式来做决定（可以把这种决定理解为排除道德感知的抽象意义的点），这一命题是民主手段得以存在的基本范式。 在这一范式之下，我们定义出决策者（1个或多个）、决策过程（线性）、决策三个结构。民主是上述三个结构的组织方式之一。在上述模型下，决策者成为民主行为起点的实际承担者，而其态度的一致将成为整个行为起点的基础。这种一致将包括对于理念、程序、诉求的承认（或压力之下的“需要”）。
理念。诉诸教育是建立理念的基本方式，相同或相似的教育背景可以使决策者在方式选择上更为接近一致。价值观取向可以直接影响决策者对于决策方式的观察角度和效率量度。对于民主效率积极或消极的判断直接来源于决策者所感知的信息，而非民主手段本身。
程序。现代化或理性化的核心是一切判断的依据必须是可验证的。程序将保证细节被尊重。
诉求。决策者对于决策目的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期待（但不一定是文本意义上的），这也是一切决策者能够允许共同决策的前提。
在无法给出恰当的民主定义的情况下，首先定义一个空间上的可接受的民主结构范畴。决策者需要一种方式来做决定（可以把这种决定理解为排除道德感知的抽象意义的点），这一命题是民主手段得以存在的基本范式。 在这一范式之下，我们定义出决策者（1个或多个）、决策过程（线性）、决策三个结构。民主是上述三个结构的组织方式之一。在上述模型下，决策者成为民主行为起点的实际承担者，而其态度的一致将成为整个行为起点的基础。这种一致将包括对于理念、程序、诉求的承认（或压力之下的“需要”）。
理念。诉诸教育是建立理念的基本方式，相同或相似的教育背景可以使决策者在方式选择上更为接近一致。价值观取向可以直接影响决策者对于决策方式的观察角度和效率量度。对于民主效率积极或消极的判断直接来源于决策者所感知的信息，而非民主手段本身。
程序。现代化或理性化的核心是一切判断的依据必须是可验证的。程序将保证细节被尊重。
诉求。决策者对于决策目的有着相同或相似的期待（但不一定是文本意义上的），这也是一切决策者能够允许共同决策的前提。
与精准的民粹主义定义相比较，中国的民粹主义更多体现一种情绪化的立场，这种立场中很少夹杂明晰的意识形态诉求，在反对被少数支配的同时并没有足够的安排来替代这种支配，于是倾向于接受一种支配者自身所提出的改良作为，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民粹主义的基本要旨。
中国民粹主义者并不要求对于权威的全盘否定，甚至可以欣然接受一种既定的权力安排，仅要求一种名义上的尊重，即道德意义上的“公理”，即在不质疑权力设计的前提下，保留道德意义上的裁量权。这种缺少精准界定的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衍生于中国的政治传统，这也是中国民粹主义与经典意义上的民粹主义的本质不同。
在这一前提下，民粹主义对于政治的稳定性敏感强于对于权利的要求。中国的民粹主义往往选择与最可能实现其诉求的政治势力结盟的方式运行，自身则缺乏决心和组织。中国政治的实用主义倾向使民粹主义更多作为工具化的手段而非政治目标本身。
中国民粹主义者并不要求对于权威的全盘否定，甚至可以欣然接受一种既定的权力安排，仅要求一种名义上的尊重，即道德意义上的“公理”，即在不质疑权力设计的前提下，保留道德意义上的裁量权。这种缺少精准界定的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衍生于中国的政治传统，这也是中国民粹主义与经典意义上的民粹主义的本质不同。
在这一前提下，民粹主义对于政治的稳定性敏感强于对于权利的要求。中国的民粹主义往往选择与最可能实现其诉求的政治势力结盟的方式运行，自身则缺乏决心和组织。中国政治的实用主义倾向使民粹主义更多作为工具化的手段而非政治目标本身。
权力设计与功能设计2
[ 2009-11-19 18:00:30 | 作者: time ]
权力设计与功能设计2
功能设计是现代政治的显著标志之一。从历史纬度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找到一条功能设计的基本脉络。14-16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潮最终取代了形而上的基督教神学对于政治思想的影响，政治由偏重于解释转诘为为实践提供可参照的具体安排。而如果把13世纪初到18世纪末作为一个区间，在五个世纪的沿袭与反动中经典意义上的西方世界在传统的权力设计在不断试错中达成了一种“共识”，并最终在18世纪完成了文本化过程（有趣的一个细节是如果由历史维度观察，美国革命的文本化作用甚至多于实践的真实作用），再1640-1848所谓革命的两个世纪是西方政治的震荡时期，政治实践刺激了政治思想进一步的功能设计倾向，并导致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出现。以上的三个交叉但连续的过程最终催生了现代政治在西方的产生。其后的民族-国家模式的建立、公民社会、法治、自由市场与福利、政党、选举制度与代议制度的精致化、行政制度设计等等“事件”都在功能设计的线性范畴内。
对于经典西方世界而言，政治成为一种工具，在这种工具下，既定的、文本化的权力设计必须通过功能设计而实现。
在另一空间维度上，中国政治在权力设计上同样达成了一种共识，既基于可流动的等级化、世俗化的社稷体系。实用主义传统导致权力设计偏重宏大化叙事，微观意义上自然人概念模糊，使中国政治并未出现君主-贵族或贵族-人民权力分割的命题，文官制官僚基于儒家理念对商业始终保持轻视与不信任的态度，资本阶层始终无法长期制度性的发挥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寻求积极平衡的努力亦使资本阶层极易成为权力主体的征用对象，这种现象几乎是非常普遍的，这使缺乏保护的中国资本阶层更乐于保持政治上的缄默）。
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的权力设计本身不需要额外的功能设计来完成必要任务，权力设计本身就具有相当的功能设计倾向。
1870年代开始的被迫工业化进程是中国政治必须面对功能设计的最重要的外因。工业社会较之传统农业社会要求复杂得多的组织与制度安排，资本、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缜密的功能设计来实现。传统的权力设计无法解决问题，功能设计在工业塑造安排上被首先引进并不可避免的泛化至政治领域。我们可以发现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末半个世纪左右的各种政治尝试在时间维度上刚好是西方政治功能设计急进的时代，中国政治试图在保持传统权力设计的同时引入同时期西方世界的功能设计来解决被迫工业化的问题，很明显的，这是一个逻辑上异常糟糕的命题。
功能设计是现代政治的显著标志之一。从历史纬度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找到一条功能设计的基本脉络。14-16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潮最终取代了形而上的基督教神学对于政治思想的影响，政治由偏重于解释转诘为为实践提供可参照的具体安排。而如果把13世纪初到18世纪末作为一个区间，在五个世纪的沿袭与反动中经典意义上的西方世界在传统的权力设计在不断试错中达成了一种“共识”，并最终在18世纪完成了文本化过程（有趣的一个细节是如果由历史维度观察，美国革命的文本化作用甚至多于实践的真实作用），再1640-1848所谓革命的两个世纪是西方政治的震荡时期，政治实践刺激了政治思想进一步的功能设计倾向，并导致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出现。以上的三个交叉但连续的过程最终催生了现代政治在西方的产生。其后的民族-国家模式的建立、公民社会、法治、自由市场与福利、政党、选举制度与代议制度的精致化、行政制度设计等等“事件”都在功能设计的线性范畴内。
对于经典西方世界而言，政治成为一种工具，在这种工具下，既定的、文本化的权力设计必须通过功能设计而实现。
在另一空间维度上，中国政治在权力设计上同样达成了一种共识，既基于可流动的等级化、世俗化的社稷体系。实用主义传统导致权力设计偏重宏大化叙事，微观意义上自然人概念模糊，使中国政治并未出现君主-贵族或贵族-人民权力分割的命题，文官制官僚基于儒家理念对商业始终保持轻视与不信任的态度，资本阶层始终无法长期制度性的发挥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寻求积极平衡的努力亦使资本阶层极易成为权力主体的征用对象，这种现象几乎是非常普遍的，这使缺乏保护的中国资本阶层更乐于保持政治上的缄默）。
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的权力设计本身不需要额外的功能设计来完成必要任务，权力设计本身就具有相当的功能设计倾向。
1870年代开始的被迫工业化进程是中国政治必须面对功能设计的最重要的外因。工业社会较之传统农业社会要求复杂得多的组织与制度安排，资本、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缜密的功能设计来实现。传统的权力设计无法解决问题，功能设计在工业塑造安排上被首先引进并不可避免的泛化至政治领域。我们可以发现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末半个世纪左右的各种政治尝试在时间维度上刚好是西方政治功能设计急进的时代，中国政治试图在保持传统权力设计的同时引入同时期西方世界的功能设计来解决被迫工业化的问题，很明显的，这是一个逻辑上异常糟糕的命题。
权力设计与功能设计1
[ 2009-11-18 16:45:04 | 作者: time ]
权力设计与功能设计1
权力设计中不存在所谓客观唯一的“科学”方式，解决权力分配平衡的效率是权力设计的关键。而功能设计因为“功能”的指向性而必须寻求“合理”的手段达成“功能”目的。
权力设计与功能设计可以相对清晰的描述出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政治制度设计的基本区别。现代化进程在时间维度上的唯一性决定了不同国家的代际分野，由于时间轴线的绝对性，任何基于民族特性等条件的大多数解释都无法推翻这一分野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
前工业化时代倚重权力设计平衡。农业经济需要稳定的权力设计保证政治的稳定以满足对于生产的简单预期。权力主体依次递减的一维等级结构几乎完美的满足了此种要求，从构筑结构而言，更少的等级与更多平行存在的结构较之整体的唯一的拥有庞杂等级的结构更为稳定，可以解释封建社会更容易在较狭小的多个区域内（而非同一结构下的广阔区域）共同实现。对于权力设计的基本任务是保证不同结构间的积极或消极平衡。西方意义上西罗马崩溃后至文艺复兴时期的中世纪封建体系更倾向于保持一种消极平衡，即通过血亲、宗教等手段保持不同权力主体间的默契，神学概念上的基督教世界与政治象征意义上的神圣罗马帝国建构起一种观念上而非导致实际政治行为的世界观，这种更接近形而上学的思辨体系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权力设计被更多限定于解决宗教与政治二元体系的关系而非不同权力主体间实际的权力分配。中国的权力设计无需解决这种思辨性的务虚问题，更热衷于一种积极平衡。政治权力一元的历史想象与政治实践使权力设计较之西方具有更为具体与实际的意义。很明显基于实用主义的权力设计更符合权力主体的需要。这种根源性的对于权力设计思想的迥然相异决定着两种政治系统在不同空间上长达千年的流变。
当既有权力设计遭遇瓶颈时，即资源分配在相当多的层面引起不满的情势下，西方采取的基本手段是扩大资源的基本面的简单方式，即拓展空间来安置过度人口与资源要求，这种对外攻击性保证了内部多元权力主体的相对稳定。中国地缘条件的封闭性与一元权力结构决定了“一乱一治”的解决模式，即彻底破坏既有权力设计以容纳新的权力要求，当这种瓶颈尚在可控范围内，采用包括文官制度与相对松散的土地-农民结构来缓解权力设计所面临的威胁。
空间上不断拓展的资源配置问题导致功能设计开始成为必需面对的问题，从古希腊开始经由中世纪再到启蒙时代的西方政治思想实际上基本明晰了权力设计文本意义上的确定模式，功能设计即是如何使这一模式符合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工业化与资源配置为核心的现代商业在全球范围广阔空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功能设计取代权力设计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新母题。而19世纪中叶前的中国并未出现进行这种转变的必然需求。西方在解决权力设计问题的“偶然”中拉开了功能设计的帷幕。
启蒙时代开始的理性与经验主义的流觞标志功能设计取代权力设计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新维度。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国被迫现代化过的程也使功能设计成为无法回避的命题。
权力设计：权力分割和制约 天赋人权 信仰
功能设计：选举制度 代议制度 市场分配系统 福利
权力设计中不存在所谓客观唯一的“科学”方式，解决权力分配平衡的效率是权力设计的关键。而功能设计因为“功能”的指向性而必须寻求“合理”的手段达成“功能”目的。
权力设计与功能设计可以相对清晰的描述出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政治制度设计的基本区别。现代化进程在时间维度上的唯一性决定了不同国家的代际分野，由于时间轴线的绝对性，任何基于民族特性等条件的大多数解释都无法推翻这一分野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
前工业化时代倚重权力设计平衡。农业经济需要稳定的权力设计保证政治的稳定以满足对于生产的简单预期。权力主体依次递减的一维等级结构几乎完美的满足了此种要求，从构筑结构而言，更少的等级与更多平行存在的结构较之整体的唯一的拥有庞杂等级的结构更为稳定，可以解释封建社会更容易在较狭小的多个区域内（而非同一结构下的广阔区域）共同实现。对于权力设计的基本任务是保证不同结构间的积极或消极平衡。西方意义上西罗马崩溃后至文艺复兴时期的中世纪封建体系更倾向于保持一种消极平衡，即通过血亲、宗教等手段保持不同权力主体间的默契，神学概念上的基督教世界与政治象征意义上的神圣罗马帝国建构起一种观念上而非导致实际政治行为的世界观，这种更接近形而上学的思辨体系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核心。权力设计被更多限定于解决宗教与政治二元体系的关系而非不同权力主体间实际的权力分配。中国的权力设计无需解决这种思辨性的务虚问题，更热衷于一种积极平衡。政治权力一元的历史想象与政治实践使权力设计较之西方具有更为具体与实际的意义。很明显基于实用主义的权力设计更符合权力主体的需要。这种根源性的对于权力设计思想的迥然相异决定着两种政治系统在不同空间上长达千年的流变。
当既有权力设计遭遇瓶颈时，即资源分配在相当多的层面引起不满的情势下，西方采取的基本手段是扩大资源的基本面的简单方式，即拓展空间来安置过度人口与资源要求，这种对外攻击性保证了内部多元权力主体的相对稳定。中国地缘条件的封闭性与一元权力结构决定了“一乱一治”的解决模式，即彻底破坏既有权力设计以容纳新的权力要求，当这种瓶颈尚在可控范围内，采用包括文官制度与相对松散的土地-农民结构来缓解权力设计所面临的威胁。
空间上不断拓展的资源配置问题导致功能设计开始成为必需面对的问题，从古希腊开始经由中世纪再到启蒙时代的西方政治思想实际上基本明晰了权力设计文本意义上的确定模式，功能设计即是如何使这一模式符合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工业化与资源配置为核心的现代商业在全球范围广阔空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功能设计取代权力设计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的新母题。而19世纪中叶前的中国并未出现进行这种转变的必然需求。西方在解决权力设计问题的“偶然”中拉开了功能设计的帷幕。
启蒙时代开始的理性与经验主义的流觞标志功能设计取代权力设计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新维度。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国被迫现代化过的程也使功能设计成为无法回避的命题。
权力设计：权力分割和制约 天赋人权 信仰
功能设计：选举制度 代议制度 市场分配系统 福利
中国政治的基本问题——决策结构
[ 2009-10-26 18:28:09 | 作者: time ]
中国政治的基本问题——决策结构
本文希望引进一种排除文本意义的范式或框架来作为分析中国政治行为的基本模型，即通过最基本的决策结构分析来找到中国政治决策的常规流程并讨论其部分意义。
基本设计，首先是历史纬度与制度设计经度的交叉，通过这种结构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平面来作为其余讨论的支撑。
1、制度设计前提，政治的全部被限定于解决基本利益分配。这一传统的核心命题是理解中国政治行为的逻辑原点。但这一原点在交叉了历史纬度后可能找到一些新的问题引入。
2、1870年代后工业化的真正开始不可避免的需要建立基于现代技术分工的管理系统，这一任务较之于建立在以土地分配为核心的利益分配体系之上的中国政治系统是十分陌生的。在历史纬度上，虽然中国传统制造业拥有相当规模，但其结构被限定在以小规模生产单位为基础，通过数量聚合形成产业的组织方式之上，而现代工业（广义制造业）更多强调整个原料、加工、销售和市场体系的协调。对这种协调的真正认知与重视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历次工业化努力的结局。中国政治决策为了继续利益分配，不得不面临全新的管理责任，这是19世纪中后期开始十分引人关注的问题
3、外化。这种由工业组织管理外化而生的现代决策体系成为中国决策系统的一部分，而非彻底取代原有决策体系。而且明显的，既有决策系自始自终占有绝对支配地位。带有中立意味的现代决策体系从未成为改造既有决策方式的选择，而成为一种用以维持原有系统的“令人厌烦，却无法舍弃”的补充。这是理解中国政治决策与泛西方世界治理模式根本不同的关键。
通过如上分析，初步建立了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平面。在此基础上，将政治决策所要解决的问题（决策对象）加入这一平面，并作为空间上的纵轴，从而形成一个严整的决策结构。当政治决策者遇到可能的问题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由于制度设计轴线上两种系统的并存（利益分配体系、技术化的现代管理体系）和二者的地位差距，决策者面对的将是两个相互交错的决策空间，即决策选择将具有不可避免的复杂运作空间。
在理论讨论中，所有的决策都将集中在两种空间的交汇部分，即同时满足利益分配与科学决策，即最优选。但前提是这需要大量的界定成本。这与中国政治吝惜成本、强调效率的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在此情境下，决策者将必然选择更倾向利益分配的边际作为决策依据。对于决策者，这是充分合理选择（即即使决策失误，利益分配上将不会承担绝对损失，这是继续政治优势地位的基础）。由此，决策预期自动演进为利益预期，同时不自觉的扩大了决策者的裁量权与希望寻求影响决策势力的游说空间。
本文希望引进一种排除文本意义的范式或框架来作为分析中国政治行为的基本模型，即通过最基本的决策结构分析来找到中国政治决策的常规流程并讨论其部分意义。
基本设计，首先是历史纬度与制度设计经度的交叉，通过这种结构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平面来作为其余讨论的支撑。
1、制度设计前提，政治的全部被限定于解决基本利益分配。这一传统的核心命题是理解中国政治行为的逻辑原点。但这一原点在交叉了历史纬度后可能找到一些新的问题引入。
2、1870年代后工业化的真正开始不可避免的需要建立基于现代技术分工的管理系统，这一任务较之于建立在以土地分配为核心的利益分配体系之上的中国政治系统是十分陌生的。在历史纬度上，虽然中国传统制造业拥有相当规模，但其结构被限定在以小规模生产单位为基础，通过数量聚合形成产业的组织方式之上，而现代工业（广义制造业）更多强调整个原料、加工、销售和市场体系的协调。对这种协调的真正认知与重视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历次工业化努力的结局。中国政治决策为了继续利益分配，不得不面临全新的管理责任，这是19世纪中后期开始十分引人关注的问题
3、外化。这种由工业组织管理外化而生的现代决策体系成为中国决策系统的一部分，而非彻底取代原有决策体系。而且明显的，既有决策系自始自终占有绝对支配地位。带有中立意味的现代决策体系从未成为改造既有决策方式的选择，而成为一种用以维持原有系统的“令人厌烦，却无法舍弃”的补充。这是理解中国政治决策与泛西方世界治理模式根本不同的关键。
通过如上分析，初步建立了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平面。在此基础上，将政治决策所要解决的问题（决策对象）加入这一平面，并作为空间上的纵轴，从而形成一个严整的决策结构。当政治决策者遇到可能的问题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由于制度设计轴线上两种系统的并存（利益分配体系、技术化的现代管理体系）和二者的地位差距，决策者面对的将是两个相互交错的决策空间，即决策选择将具有不可避免的复杂运作空间。
在理论讨论中，所有的决策都将集中在两种空间的交汇部分，即同时满足利益分配与科学决策，即最优选。但前提是这需要大量的界定成本。这与中国政治吝惜成本、强调效率的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在此情境下，决策者将必然选择更倾向利益分配的边际作为决策依据。对于决策者，这是充分合理选择（即即使决策失误，利益分配上将不会承担绝对损失，这是继续政治优势地位的基础）。由此，决策预期自动演进为利益预期，同时不自觉的扩大了决策者的裁量权与希望寻求影响决策势力的游说空间。
中国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nationalism）或国族主义的内涵在不同语境中差别极大甚者大相径庭，特别在非西方语境下，民族主义更多包括了对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与政府的忠诚和维护，这是讨论中国民族主义的一般前提。本文出现的民族主义更多指代中国意义上的特定称谓。
中国民族主义的肇始甚至可以回溯至华夷之辨，但当西晋崩溃后大规模的种族融合后，真正精确技术意义上的华夷民族分野已经失去意义。其后北方（广义上较之中国实际统治的核心区域而言）少数民族与隋唐、宋的对峙已经演化为政治实体间的对抗，从纯粹的血统构成上，中原王朝的复杂性要远高于与之对抗的北方诸民族政权，实际上包括突厥、西夏、辽、金的血统结构才更接近于拥有主体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特质（技术角度）。在这种态势下，中原王朝（包括后期偏安东南的赵宋政权）的国族认同更多凭借文化认同来实现。作为理论上的传统主体民族汉民族实际上的血统构成融合了北方各个内迁民族，习华礼者其为华族成为区分民族分野的基本标准。这种模糊的民族标准从根源上稀释了中国对于民族主义的热情。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民族，实际操作上多指向一种对于共同历史的想象，上述问题在近代民族国家诞生之地的欧洲同样存在，17世纪中叶宗教战争至19世纪中叶后大革命时代是欧洲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区间，在这一区间内欧洲政治需要一种超越王权家族封建体系的新的政治认同，民族或经由设计的民族概念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拿破仑战争中民族—国家体系所显示的巨大动员能力进一步强化了对这种选择优越性的认可，并最终成为现代国家的基本组织方式，这种清晰的“问题—解决”的历史脉络并未在中国出现，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历史进程。
蒙元帝国的统治带有很强的民族色彩，并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抵抗，朱明政权最终在这次抵抗中胜出，这种抵抗无疑带有民族主义的性质，但定量的程度需要更为缜密的专门分析。朱明政权崩溃后的满洲入侵，并得以在17世纪中叶到1912年长达近300年的时间建立相当稳固的统治，经典解释是由于满洲统治者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接受，但当我们在制度层面仔细分析时可以发现，清王朝的行政制度构建与之前朱明王朝有很大的区别，明显的以种族为基础的资源分配和对于占绝对多数的汉族的长期不信任主导着王朝的行政建构，这种对于主体民族的压制成为催生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条件。一个清晰的民族分野开始出现，外来的满洲统治民族与被压制的传统中原王朝的主体民族（经过对比想象强化后的“汉族”），在这种分野之下，对于外来满洲帝国（清较之中原王朝更符合“帝国”的要素）的反抗成为中国主体民族形成的基本动力。“反清复明”成为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标签被用来定义这种抵抗，而由这一定义而衍生的多种版本（包括吴三桂的周政权、郑氏在台湾的割据）成为抵抗势力合法性的依据。直至杂糅了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汉族官僚集团崛起的良机，汉族官僚开始得以拥有一定程度的决策权力，外生性质的民族对抗开始演进为权力内部分割的博弈。但实际上直到满洲王朝即将崩溃的预备立宪时期，满洲贵族对于汉族实力派的牵制还是具有相当作用的，最后的妥协是在多种压力（而非仅只民族主义）的共同作用下才导致身为汉族的北洋实力派袁世凯的掌权并最终逼迫清帝逊位。革命党人和后来的国民党人是真正将民族主义理论化并作为动员工具的政治势力，在早期反抗满清的宣传中，民族主义被鲜明的作为革命党人的基本政治理念，驱逐鞑虏，复兴中华成为革命党人公然的政治号召，甚至是其最为有效的政治号召。排满成为早期革命党人的基调。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成为三民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本质上并未真正超越“反清复明”的模式框架，但在概念上掺杂了大量西方民族主义的理论成分，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开始。
国民党的理论中包含了大量的民族主义成分，这甚至成为国民党所认同的改造中国的基本理念。正是在这种政治荫佑下，中国民族主义开始了一个长足发展的时期，并在1930年代达到顶峰，国民党上层对于德、意民族主义的成功抱有极大的兴趣，这种精英化、仪式化的政治理念与国民党精英风格十分吻合。1930年代早期日本压迫的陡然增长更成为民族主义发展的催化，大量的民族主义理论期刊、官方半官方组织团体大量出现，民族主义被理解为现代国家的基本政治思想并直接反映在国家决策中，这是民族主义第一次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在概念上更接近于国家主义，强调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希望籍此增强国家动员能力来对抗日本的直接攻击，同时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等其他意识形态竞争。1937年到1938年灾难性的军事溃败成为一个转折，国家—民族主义开始被质疑，抗战中后期美国政治势力对于中国的影响成为主流，美式宪政逐渐取代国家—民族主义成为官方口径直至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结束。
伴随着内战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为新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于阶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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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nationalism）或国族主义的内涵在不同语境中差别极大甚者大相径庭，特别在非西方语境下，民族主义更多包括了对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与政府的忠诚和维护，这是讨论中国民族主义的一般前提。本文出现的民族主义更多指代中国意义上的特定称谓。
中国民族主义的肇始甚至可以回溯至华夷之辨，但当西晋崩溃后大规模的种族融合后，真正精确技术意义上的华夷民族分野已经失去意义。其后北方（广义上较之中国实际统治的核心区域而言）少数民族与隋唐、宋的对峙已经演化为政治实体间的对抗，从纯粹的血统构成上，中原王朝的复杂性要远高于与之对抗的北方诸民族政权，实际上包括突厥、西夏、辽、金的血统结构才更接近于拥有主体民族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特质（技术角度）。在这种态势下，中原王朝（包括后期偏安东南的赵宋政权）的国族认同更多凭借文化认同来实现。作为理论上的传统主体民族汉民族实际上的血统构成融合了北方各个内迁民族，习华礼者其为华族成为区分民族分野的基本标准。这种模糊的民族标准从根源上稀释了中国对于民族主义的热情。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民族，实际操作上多指向一种对于共同历史的想象，上述问题在近代民族国家诞生之地的欧洲同样存在，17世纪中叶宗教战争至19世纪中叶后大革命时代是欧洲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区间，在这一区间内欧洲政治需要一种超越王权家族封建体系的新的政治认同，民族或经由设计的民族概念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拿破仑战争中民族—国家体系所显示的巨大动员能力进一步强化了对这种选择优越性的认可，并最终成为现代国家的基本组织方式，这种清晰的“问题—解决”的历史脉络并未在中国出现，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历史进程。
蒙元帝国的统治带有很强的民族色彩，并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抵抗，朱明政权最终在这次抵抗中胜出，这种抵抗无疑带有民族主义的性质，但定量的程度需要更为缜密的专门分析。朱明政权崩溃后的满洲入侵，并得以在17世纪中叶到1912年长达近300年的时间建立相当稳固的统治，经典解释是由于满洲统治者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接受，但当我们在制度层面仔细分析时可以发现，清王朝的行政制度构建与之前朱明王朝有很大的区别，明显的以种族为基础的资源分配和对于占绝对多数的汉族的长期不信任主导着王朝的行政建构，这种对于主体民族的压制成为催生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条件。一个清晰的民族分野开始出现，外来的满洲统治民族与被压制的传统中原王朝的主体民族（经过对比想象强化后的“汉族”），在这种分野之下，对于外来满洲帝国（清较之中原王朝更符合“帝国”的要素）的反抗成为中国主体民族形成的基本动力。“反清复明”成为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标签被用来定义这种抵抗，而由这一定义而衍生的多种版本（包括吴三桂的周政权、郑氏在台湾的割据）成为抵抗势力合法性的依据。直至杂糅了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太平天国运动成为汉族官僚集团崛起的良机，汉族官僚开始得以拥有一定程度的决策权力，外生性质的民族对抗开始演进为权力内部分割的博弈。但实际上直到满洲王朝即将崩溃的预备立宪时期，满洲贵族对于汉族实力派的牵制还是具有相当作用的，最后的妥协是在多种压力（而非仅只民族主义）的共同作用下才导致身为汉族的北洋实力派袁世凯的掌权并最终逼迫清帝逊位。革命党人和后来的国民党人是真正将民族主义理论化并作为动员工具的政治势力，在早期反抗满清的宣传中，民族主义被鲜明的作为革命党人的基本政治理念，驱逐鞑虏，复兴中华成为革命党人公然的政治号召，甚至是其最为有效的政治号召。排满成为早期革命党人的基调。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成为三民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本质上并未真正超越“反清复明”的模式框架，但在概念上掺杂了大量西方民族主义的理论成分，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开始。
国民党的理论中包含了大量的民族主义成分，这甚至成为国民党所认同的改造中国的基本理念。正是在这种政治荫佑下，中国民族主义开始了一个长足发展的时期，并在1930年代达到顶峰，国民党上层对于德、意民族主义的成功抱有极大的兴趣，这种精英化、仪式化的政治理念与国民党精英风格十分吻合。1930年代早期日本压迫的陡然增长更成为民族主义发展的催化，大量的民族主义理论期刊、官方半官方组织团体大量出现，民族主义被理解为现代国家的基本政治思想并直接反映在国家决策中，这是民族主义第一次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在概念上更接近于国家主义，强调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希望籍此增强国家动员能力来对抗日本的直接攻击，同时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等其他意识形态竞争。1937年到1938年灾难性的军事溃败成为一个转折，国家—民族主义开始被质疑，抗战中后期美国政治势力对于中国的影响成为主流，美式宪政逐渐取代国家—民族主义成为官方口径直至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结束。
伴随着内战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为新的官方意识形态，对于阶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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