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曰：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由于资料来源的奇缺，很难确切把握目前朝鲜经济发展状况及其战略的变化，更难评估其未来前景，这里只依据极为有限的资料做最为粗略的分析。

一、 朝鲜经济现状与水平

(一) 朝鲜GDP估算

战后朝鲜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先盛后衰的发展历程。朝鲜在80年代之前其经济发展水平，不亚于中国和越南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也不低于韩国。1960年时，韩国GDP与人均GDP仅是朝鲜的40%和55%，1975年时韩国GDP与人均GDP分别是朝鲜的90%和84%。直到1980年韩国才刚刚赶上朝鲜。韩国GDP与人均GDP分别是603亿美元和1589美元，朝鲜这两个数字分别为413亿美元和1161美元。 此后韩国则快速发展，把朝鲜远远抛在了后面。

90年代后朝鲜经济发展则每况愈下。自1990年开始直到1998年连续9年负增长。它们分别是-3.7、-5.2、-7.6、-4.3、-1.7、-4.5、-3.0、-6.8、-1.1 。直到1999年才开始出现出正增长6.2。

1999年朝鲜经济增长率为6．2％，9年来首次实现正增长。据韩国中央银行一份报告称，去年朝鲜建筑业增长最为强劲，为24．3％，农业增长9．2％，矿产业和制造业为9．9％。 尤其是近年来停产的4000多个地方企业开机生产。这无疑是好的征兆。但是，尽管如此，朝鲜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极为低下。有的学者认为1999年的朝鲜经济依然仅达1989年的75％。 实际上，这是较高估计，其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只有当时5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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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量(万吨):


人均产量(千克):


我们看到一个可怕的趋势，越是发达的省份自给能力越差。浙江，广东等省份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不仅是人均产量，连总产量都在节节下降。假如每个省在工业化进程中都出现这种现象，则中国的粮食安全危矣，世界的粮食安全危矣。

历年中国名义GDP占世界的比重(2010年以后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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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台湾政院农委会，中华民国统计网。


可见台湾乃粮食自给水平越来越差。

台湾的数据来源：http://www.afa.gov.tw/GrainStatistics_index.asp?CatID=68
2008年，台湾各作物产量为稻米(117.8178万吨)，玉米(7.7694万吨)，高粱(0.2532万吨)，大豆(0.0141万吨)，花生(5.5075万吨)，小麦(0.0292万吨)，甘薯(21.2816万吨)。
按照大陆的规矩，花生属于油料作物，薯类产量按5公斤折粮食1公斤计算，则2008年台湾粮食产量为130.14万吨，人均为56.58千克。图表中有误，特此说明。

可见经济发达的台湾，上海，北京，浙江，广东等地区粮食自给水平是相当的差。海南地区热带，自然条件良好，以为跟越南差不多，不想人均粮食产量也这么低。而越南人均粮食产量达460千克。

陈诚铁腕推行“土改三部曲”

直接推行台湾土改的，是当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

陈诚是蒋介石的爱将。他刚刚在“东北行辕主任”任上败下阵来，整个东北都丢给了共产党，甚至当时在国民党内有“杀陈诚以谢天下”之声。丢盔卸甲的陈诚，跑到台湾养病。

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后来回忆，在1948年年底，他就听说父亲要做台湾省主席了。他相信，蒋介石的这个安排，是要陈诚给自己铺好退到台湾的后路。

陈诚1月份上任，3月，他在台湾“行政会议”揭幕式上宣布要切实执行“三七五减租”，4月土改的政令就发出了。

为什么要这样急迫地搞土改？陈诚后来在《台湾土地改革纪要》一书中有过陈述：“卅八年予奉命主持台湾省政，时大陆局势日益恶化，台湾人心浮动……欲确保台湾，必须先求安定，而安定之道，莫先于解决民生问题。”共产党以土改赢得农民，国民党失去农民而失去大陆，这也让国民党深感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实际上，土改是得到蒋介石的全力支持的。从客观上说，国民党作为外来势力进入台湾，与本岛的地主没有利益相关，自然搞起来没有顾忌。

一般而论，人们都把台湾土改分为三个阶段：“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

所谓“三七五”减租，即国民党原来在大陆搞过却没搞下去的“二五减租”：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地租额统一按土地全年收获物的50%计算，在此基础上再减去25%，公式为：50%×(1-25%)，就得出37.5%。也就是说，地主收取的地租，最多不能超过全年产量的37.5%，而且，双方必须签订租约，地主不许任意撤佃。

陈诚当时除了任台湾省“主席”，还兼任警备总司令，他的土改政令是以武力为后盾的。他下令：对反抗的地主，抓送警备司令部以军法审判。他在台中视察时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我相信困难是有的。调皮捣蛋不要脸皮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此话一出，形势立刻大变，刚刚经历过“二二八”的台湾地主们哪敢反抗？一位大地主一下子刻了20枚私章，只为与各处佃农签约时更快捷，地主们简直是求着农民来签约减租，原来以为几个月才能完成的签约换约，一个月就全部完成了。

获得减租的农民，生活水平马上就有了显著改善，忙着娶媳妇、买耕牛，在那几年，“三七五新娘”“三七五耕牛”“三七五脚踏车”蔚然成风。

接下来，从1951年开始土改的第二阶段：公地放领。5月30日，台湾“立法院”通过《台湾省公地放领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并于6月4日正式实施，办法规定：租用公地的农民，每年的租额为产量的25%，连续交上10年，这块地就归农民自己了。

为保证土地不被倒卖，办法还规定，租公地者无力耕种时须由当局以原价收回，不得将土地转移他用。

据统计，1951年至1976年，台湾当局先后分9批共出售了13.9万公顷公地，给28.6万农户。

台湾土改的第3阶段“耕者有其田”是从1953年开始的。在此之前1年，台湾当局先重新丈量了台湾地主的全部耕地。1953年1月，“立法院”通过《耕者有其田法》，4月，台湾行政当局颁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法条例》，规定：凡私有出租耕地，地主可保留相当于中等水田3甲(每甲约等于1公顷)或旱田6甲，超过土地一律由当局征收，由现在在此田上耕作的农民受领。

政府把地主的田拿走，是要付赎金的。当局补偿地主的地价，其标准定为征收耕地上全年作物收获量的2.5倍。补偿的形式分两种：土地债券占7成，公营事业股票3成，搭配补偿。

而农民们得到原来地主的土地，耕作满10年，都交清了租额，土地就归农民自己了。

不是所有的地主都能适应这种转变，不少中小地主因此破了产。他们在事隔半个世纪后，在已经实现了言论自由的台湾发出不满之声，要求重新补偿，那是另话。但也确实有不少地主成功实现转型，如海基会前董事长辜振甫，原是鹿港的大地主，土改后成为“台湾水泥”董事长，便是最著名的一例。

而陈诚，被台湾地主们咬牙切齿痛恨的同时，也被台湾农民们怀念。陈履安还记得，1965年他父亲去世出殡的那一天，许多人自动地跪在路的两边祭拜他。

农会崛起：自耕农成为台湾农村的中坚力量

从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到台湾土改对台湾农业生产的巨大刺激：从1953～1968年，台湾粮食产量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长达16年之久的持续增长，年平均增长达5.2%。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台湾土改对于台湾的经济起飞，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台湾经济起飞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有政策方面的，还有时机因素，即冷战的背景。但是经济起飞没有人才不行。他们的土改采取的不是暴力方式，充分保护了农村既有的人力和物力的资源。当局给钱给股份让地主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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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历年发电量和经济增长率的对比：
资料来源：韩国银行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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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三农信息网，国家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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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粮食产量无非取决于四个因素：
1.良种
2.水利
3.化肥
4.农药
5.播种面积
6.天气

毛主席时代一直在努力兴修水利。现在一说哪里哪里大旱，一说现有的水利几乎都要追溯到50，60年代，可见现有的大部分农田水利都是那个时候修建的。这一点公社化起了正面作用。

再说化肥不能不提到华主席。既然水利已经差不多了，庄稼还是不长就是肥料的问题。华主席在当政的短短几年内大力引进化肥工业，兴建化肥厂。到了80年代初，化肥施到地里立刻就大丰收了，而当时依然坚持不用化肥的农户，粮食依然是歉收。

总之中国人能解决吃饭问题，毛主席和华主席功不可没。

至于分地的作用，跟觉悟有关。像小岗那样就是觉悟差，不分就是不好好干。就是分了地也不会富裕起来。当时中国本来并不是要分地的，而是先包工到组，而后包产到户的，依然是集体责任制。而大部分农民因为觉悟太差，干脆直接分地，拆散集体了事，还美名其曰包干到户。短短几年，从包工到组到包干到户，发展速度令人瞠目，足见觉悟有多差了，闹分家的小农意识有多强了。所以觉悟差就是觉悟差，分了地也不过刚刚温饱，根本富裕不起来。但是坚持集体责任制度，没有分地的少数村庄，人家觉悟就是高，团结一致发展经济，不仅仅是吃饱了，还过上了令城里人都无比羡慕的小康生活。当时大部分乡镇企业就是集体企业，因为只有大集体才有办企业的资本。而觉悟差的村庄呢？既然农业生产都不能团结协作，更不会合作办企业了，只有去人家的企业打工的份儿。